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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2006 霍金演讲录:宇宙的起源(五)约纳逊·哈里威尔和我对无边界条件的含义作过一个近似计算。我们把宇宙当作一个完全光滑和均匀的背景来处理,在这个背景上存在密度的小微扰。宇宙在之前时间中从非常小的半径开始膨胀。最初的这种膨胀称作暴涨,也就是说,宇宙尺度在比一秒还要短暂非常多的每一时间间隔中得到加倍,这正如在某些国家中每一年价格都要加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也许创下了通货膨胀的世界纪录,一捆面包的价格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从一个马克涨到一百万马克。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似乎在极早期宇宙发生过的暴涨相比拟,宇宙尺度在一秒的极微小的部分时间内至少增加了一百万亿亿亿倍。这当然是发生在当局政府之前的事。 暴涨在如下意义上来说,是件好事,它产生了一个在大尺度上光滑而均匀的宇宙,而且这个宇宙以刚好避免坍缩的临界速度膨胀。它还能在相当严格的意义上把宇宙的怕有内容从无中创生出来,这是暴涨的又一好处。当宇宙像北极那样的一个单独点时,它不包含有任何东西。然而,在我们可观测到的宇宙部分至少有十的八十次方颗粒子。所有这些粒子从何而来呢?其答案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允许物质从能量中以粒子反粒子对的形式创生出来。那么能量又是从何而来以创生物质呢?其答案是,它是从宇宙的引力能中借来的。宇宙亏欠了极大数量的负引力能的债务,它刚好和物质的正能量相平衡。其结果便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胜利:一个充满物质的、充满活力的正在膨胀的宇宙。引力能的债务只有在宇宙终结时才能偿付清。 早期宇宙不能是完全均匀一致的,因为否则的话就会违反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相反的,必须存在对均匀密度的一些偏差。无边界设想意味着,这些密度差别是从它们的基态开始,也就是说,它们是和不确定性原理相一尽可能的小。然而,这些差别在暴涨时被放大了。在暴涨时期结束之后,留下的宇宙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膨胀得稍快一些。在膨胀稍慢的区域,物质的引力吸引使膨胀进一步减慢。该区域最终会停止膨胀,并且收缩形成星系和恒星。这样,无边界设想可以解释我们四周看到的所有复杂结构。然而,它没有给宇宙作出单独的预言。相反地,它预言整整一族可能的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具有自己的概率。也许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工党在上次英国竞选中取胜,虽然这种概率很小。 无边界设想对于上商在宇宙事务中的作用含义极其深远。人们现在广泛接受,宇宙按照定义很好的定律演化。这些定律可能是上帝钦定的,但是它似乎不去干涉宇宙去违反这些定律。然而,直到不久以前,人们都认为这些定律不能适用于宇宙的开初。那就要依赖上帝去旋紧发条,并让宇宙顺着它的意愿的方式去运行。这样,宇宙的现状是上帝对初始条件选择的结果。 然而,如果某种像无边界设想的东西是正确的话,则情况就会大大改观。在那种情形下,物理定律甚至也适用于宇宙的开端,这样上帝就没有选取初始条件的自由。当然它在选取宇宙要服从的定律上仍然具有自由。然而,这里并没有许多选择的余地。也许只存在很少数目的定律,这些定律是自洽的,并能导致像我们自己这么复杂的生物的存在,他能询问什么是上帝的性质。 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过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么东西将生命之火赋予这些方程,使之产生一个受它们制约的宇宙呢?难道终结的统一理论是如此之咄咄逼人,以至于其自身的实现成为不可避免?虽然科学能解决宇宙如何启始的课题,它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何宇宙必须存在?我对此没有答案。 霍金演讲录:宇宙的起源(四)哈特尔和我所做的设想可以被重新表达成: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没有边界。只有当宇宙处于这个无边界状态时,科学定律自身才能确定每种可能历史的概率。因此,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已知的定律才会确定宇宙应如何运行。如果宇宙处于任何其他的状态,则历史求和中的弯曲空间的种类就要包括具有奇性的空间。人们必须求助于已知科学定律以外的某种原理,才能确定这种奇性历史的概率。这种原理就会是外在于我们宇宙的某种东西。我们不能从我们宇宙之中将其推导出来。而另一方面,如果宇宙是处于无边界状态,在原则上,我们就能在不确定性原理容忍的限制之仙完全确定宇宙应如何运行。 如果宇宙处于无边界状态,那对于科学而言就太好了,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事情究竟是否如此呢?其答案是,无边界设想对宇宙应如何运行作出了明确的预言。如果这些预言不与观测相符合,则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说,宇宙不处于无边界状态。这样,在哲学家卡尔·波普定义的意义上说,无边界设想是一种好的科学理论:它可被观测证伪。 如果观测不与预言相符合,我们就知道在可能历史的种类中必须有奇性。然而,这就大致上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不能计算出这种奇性历史的概率,因此我们不能预言宇宙应如何运行。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不可预见性只发生在大爆炸处,那不会太碍事,那毕竟是一百亿或二百亿年以前的事。但是,如果可预言性在大爆炸的非常强引力场中失效,那么只要恒星坍缩它也会失效。这种事件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每周就会发生几次。我们的预言能力甚至按照天气预报的标准来说也是非常差劲的。 当然,人们还会说,我们根本不必在乎发生在一颗遥远恒星处的可预言性的失效。然而,在量子理论中任何不被实际上禁止的东西都能够并将要发生。这样,如果可能历史的种类中包括奇性空间的话,这些奇性可在任何地方发生,而不仅在大爆炸处以及坍缩星之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预言任何东西。反过来说,我们能够预言事件的这一事实是反对奇性并赞同无边界设想的实验证据。 那么无边界设想为宇宙做出什么预言呢?第一个预言是,因为宇宙的怕有可能的历史在广延上都是有限的,所以人们用来作为时间测度的任何量都必须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这样宇宙就有一个开端和一个终结。在实时间中的开端即是大爆炸奇点。然而在虚时间中这个开端就不再是奇点。相反的,它有点像地球的北极。如果人们把地球表面的纬度当作时间的类似物,则可以说地球的表面从北极开始。然而,北极是地球上完全普通的一点。它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同样的定律在北极正如同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同样地成立。类似的,我们用来标志作撛谛槭奔淠谟钪娴钠羰紨的事件是时空中的一个通常的点,正如其他的点那样。科学定律在开端处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成立。 人们从和地球表面的类比,也许会预料到,正如北极和南极相似一样,宇宙的终结会和开端相类似。然而,北南二极是对应于虚时间向实时间延拓,就会发现宇宙在实时间中的开端和它的终结可以非常不同。 霍金演讲录:宇宙的起源(三)审察人闪对奇性看法的变化是十分有趣的。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几乎没人认真地看待之。现在,作为奇性定理的一个结果,几乎无人不信宇宙是从一个奇眯起始的,物理定律在该处失效。然而,现在我认为,虽然存在奇点,物理定律仍能确定宇宙是如何起始的。 广义相对论是一种被称为经典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没有顾及这个事实,即粒子不具备精确定义的位置和速度,由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位置和速度的小范围内被“抹平”,不确定性原理不允许我们同时既测量又测量速度。因为正常情形下时空的曲率在和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相比较时非常大,这些以我们没什么影响。然而奇性定理指出,在现在的宇宙膨胀相的开端,时空被高度地畸变,并且具有很小的曲率半径。不确定性原理在这种情形下变成非常重要。这样,广义相对论因预言奇性而导致自身的垮台。为了讨论宇宙的开端,我们需要一种结合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 那种理论便是量子引力论。我们尚未知道正确的量子引力论应采取的准确形式。我们此刻所拥有的最佳候选者是超弦理论,但它仍有许多耒解决的困难。然而,人们可以期望,任何有前途的理论都应具有某些特征。其中之一便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引力效应由被物质和能量所弯曲甚至卷曲的时空来体现。物体在弯曲空间中沿着最接近于直线的轨迹运行。然而,由于时空是弯曲的。所以它们的路径就显得是弯折的,正如同被引力场所弯折的似的。 另一种在这个终极理论中可以预料的要素是里查德·费因曼的设想,即量子理论可以表达成“对历史的求和”。该思想可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成,每颗粒子在时间中走过任何可能的路径或历史。每一路径或历史具有依其形状而定的概率。为了使这种思想可行,人们必须考虑在虚时间里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在我们感受生活于其中的实时间城发生的历史。虚时间听起来有点像是科学幻想的东西,其实它是定义得很好的数学概念。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和实时间成直角的时间方向。人们把所有具有某种性质粒子历史,譬如讲在某些时刻通过某些点的历史的概率加起来。然后应把这结果延拓到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实的时空中去。这不是量子力学的最熟知的手段,但它给出和其他方法得到的相同结果。 在量子引力的情形下,费因曼的对历史求和的思想牵涉到对宇宙的不同的可能性的历史,也就是对不同的弯曲时空的求和。这些代表了宇宙和它之中的任何东西的历史。人们必须指明,在对历史的求和中,应包括哪些种类的弯曲空间。这种空间种类包括具有奇性的的空间,则该理论就不能确定这类空间的概率。相反的,它们必须以某种任意的方法被赋予概率。这意味着科学不能预言时空这类奇性历史的概率。这样,它就不能预言宇宙应如何运行。然而,宇宙可能处于由只包括非奇性弯曲空间的求和所定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定律就把宇宙完全确定,人们就不必吁求宇宙之外的某物来确定宇宙如何启始。由只对非奇性历史的求和确定宇宙的状态有点像一名醉汉在灯柱之下找他的钥匙:这儿也许不是他遗失之处,但是这儿是他可能找到的仅有的地方。类似的,宇宙也许不处于由对非奇性历史求和定义的状态,但这是科学能预言应当什么样子的仅有的状态。 1983年詹姆·哈特尔和我提出,宇宙的状态应由对一定种类历史的求和给出。这类历史由没有奇性的,而且具有有限尺度却没有边界或边缘的弯曲空间组成。它们像是地球的表面,只不过多了两维。地球的表面具有有限的面积,但是它不具有任何奇性、边界或边缘。我曾经用实验验证过这一点。我作过环球旅行,而没有落到外面去。 霍金演讲录:宇宙的起源(二)尽管恒定不变的宇宙的观念具有这些困难,十七、十八、十九甚至至二十世纪初斯都没有人提出过,宇宙也许是随时间演化的,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期坦都失去了预言宇宙不是在收缩便是在膨胀的机会。因为牛顿生活在观测发现宇宙膨胀以前的二百五十年,所以人们实在不能责备他。但是爱因斯坦应该知道得更好。他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预言正在膨胀。但是他对稳恒宇宙是如此之执迷不悟,以至于要在理论中加上一个使之和牛顿理论相调和并用于抗衡引力的因素。 1929年埃德温·哈勃的宇宙膨胀的发现完全改观了有关其起源的讨论。如果你把星系现在的运动往时间的过去方向例溯,它们在一百亿和二百亿年前之间的某一时刻似乎应该重叠在一起,在这个称为大爆炸奇点的时刻,宇宙的密度和时空的曲率应为无穷大。所有的已知的科学定律在这种条件下都失效了。这对科学是一桩灾难。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是:宇宙现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过去是处于那种形态。但是科学不能解释为何它在大爆炸后的那一瞬间是那个样子的。 这样,许多科学家对此结论感到不悦就毫不足怪了。为了避免存在大爆炸奇点以及由此引起的时间具有开端的结论,人们进行了若干尝试。其中一种称为稳恒态理论。它的思想是,随着星不互相分离而去,由连续产生的物质在星系之间的空间中形成新的星系。这样宇宙就多多少少以今日这样的状态不但已经存在了,而且还将继续存在无限长时间。 为了使宇宙继续膨胀并创生新物质,稳恒态模型需要修改广义相对论。但是所需要的产生率非常低:大约为每年每立方公里一个粒子,这不会和观测相冲突。该理论还预言了,星系和类似物体的平均密度不但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必须是常数。然而,由马丁·赖尔和他的剑桥小组进行的银河系外射电源的普查显示,弱源的数目比强源的数目多得多。人们可以预料,弱的源在平均上讲应是较遥远的。这样就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许我们正位于宇宙中的一个强源不如平均源频繁的区域;或者过去的源的密度更高,光线在离开这些源向我们传播时更遥远的距离。这两种可能性没有一种和稳恒态理论相协调,因为该理论预言射电源密度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必须为常数。1964年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发现了从比我们的银河系遥远得多的地方起源的微波辐射背景,这是对该理论的致命打击。它具有从一个热体发射出的辐射的特征谱,尽管在这种情形下热这个字根本不适合,因为其温度只不过比绝对零度高2.7度而已。宇宙是一个既寒冷又黑暗的地方!稳恒态理论中没有一种产生具有这种谱的微波的合理机制,所以稳恒态理论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1963年两位俄国科学家欧格尼·利费席兹和伊萨克·哈拉尼科夫提出另一种思想,企图用来避免大爆炸奇性。他们说,只有当星系直接相互接近或离开时,它们才会在过去的一个单独的点上相重叠,才导致无限密度状态。可惜的是,星系还多少具有一些侧向速度,宇宙早斯就可能存在过这样的一种收缩相,这时,星系虽然曾经非常靠近过,却能设法避免互相撞击。然后宇宙会继续重新膨胀,而不必通过一种无限的密度的状态。 当利费席兹和哈拉尼科夫提出其设想时,我正是一名研究生,亟需一个问题以完成博士论文。因为是否有守大爆炸奇点的问题对于理解宇宙的起源关系重大,所以它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罗杰·彭罗斯一道发展了一套数学工具,用以处理这个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指出,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任何合理的宇宙模型都必需起始于一个奇点。这就表明,科学能够预言,宇宙必须有一个开端,但是它不能够预言宇宙应如何启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求助于上帝。 霍金演讲录:宇宙的起源(一)宇宙起源的问题有点像这个古老的问题: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换句话说,就是何物创生宇宙,又是何物创生该物呢?也许宇宙,或者创生它的东西已经存在了无限久的时间,并不需要被创生。直到不久之前,科学家们还一直试图回避这样的问题,觉得它们与其说是属于科学,不如说是属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问题,然而,人们在过去几年发现,科学定律甚至在宇宙的开端也是成立的。在那种情形下,宇宙可以是自足的,并由科学定律所完全确定。 关于宇宙是否并如何启始的争论贯穿了整个记载的历史。基本上存在两个思想学派。许多早期的传统,以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宇宙是相当近的过去创生的。(十七世纪时邬谢尔主教算出宇宙诞生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这个数目是由把在旧约圣经中人物的年龄加起来而得到的。)承认人类在文化和技术上的明显进化,是近代出现的支持上述思想的一个事实。我们记得那种业绩的首创者或者这种技术的发展者。可以如此这般地进行论证,即我们不可能存在了那许久;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应比目前更加先进才对。事实上,圣经的创世日期和上次冰河期结束相差不多,而这似乎正是现代人类首次出现的时候。 另一方面,还有诸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些人,他们不喜欢宇宙有个开端的思想。他们觉得这意味着神意的干涉。他们宁愿相信宇宙已经存在了并将继续存在无限久。某种不朽的东西比某种必须被创生的东西更加完美。他们对上述有关人类进步的诘难的回答是:周期性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灾难重复地使人类回到起始状态。 两种学派都认为,宇宙在根本上随时间不变。它要么以现在形式创生,要么以今天的样子维持了无限久。这是一种自然的信念,由于人类生命──整个有记载的历史是如此之短暂,宇宙在此期间从未显著地改变过。在一个稳定不变的宇宙的框架中,它是否已经存在了无限久或者是在有限久的过去诞生的问题,实在是一种形而上学或宗教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对此作解释。1781年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也是非常模糊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他在这部著作中得出结论,存在同样有效的论证分别用以支持宇宙有一个开端或者宇宙没有开端的信仰。正如他的书名所提示的,他是简单地基于推理得出结论,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不管宇宙的观测。毕竟也是,在一个不变的宇宙中,有什么可供观测的呢? 然而在十九世纪,证据开始逐渐积累起来,它表明地球戏及宇宙拭其他部分事实上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地学家们意识到岩石以及其中的化石的形成需要花费几亿甚至几十亿年的时间。这比创生论者计算的地球年龄长得太多了。由德国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破尔兹曼提出的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宇宙中的无序度的总量(它是由称为熵的量所测量的)总是随时间而增加,正如有关人类进步的论证,它暗示只能运行了有限的时间,否则的话,它现在应已退化到一种完全无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万物都牌相同的温度下。 稳恒宇宙思想所遭遇到的另外困难是,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宇宙中的每一颗恒星必须相互吸引。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怎么能维持相互间恒定距离,并且静止地停在那里呢? 牛顿晓得这个问题。在一封致当时一位主要哲学家里查德·本特里的信中,他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有限的一群恒星不可能静止不动,它们全部会落某个中心点。然而,他论断道,一个无限的恒星集合不会落到一起,由于不存在任何可供它们落去的中心点。这种论证是人们在谈论无限系统时会遭遇到的陷阱的一个例子。用不同的方法将从宇宙的其余的无限数目的恒星作用到每颗恒星的力加起来,会对恒星是否维持恒常距离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现在知道,其正确的步骤是考虑恒星的有限区域,然后加上在该区域之外大致均匀分布的更多恒星。恒星的有限区域会落到一起,而按照牛顿定律,在该区域外加上更多的恒星不能阻止其坍缩。这样,一个恒星的无限集合不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如果它们在某一时刻不在作相对运动,它们之间的吸引力会引起它们开始朝相互方向落去。另一种情形是,它们可能正在相互离开,而引力使这种退行速度降低。 9/18/2006 定风波——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初读这首词,真的有种胸襟开阔,坦荡荡之君子情怀!好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浮沉岁月随它去,笑谈秋月与春风,进虽足喜,退亦欣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等情怀,何等气魄!“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恬然,多么和谐!在山间竹林,溪水潺潺,山气袅袅,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许只是个小老头,衣带纶巾,羽扇轻摇,道骨仙风,坐骑小驴,虽谤满全身誉满全身而不滞于物,我行我素只因胸怀天下,谤于我何减,誉于我何加?
今天偶然读到,咱们著名的铁娘子吴仪,面对很多对于她单身的流言以此泯然置之,莫大的感慨从心中涌起。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何妨付之一笑?超然物外,自能随心所欲而游刃有余,如同一位睿智的长者,看着孩儿们叽叽喳喳你多块糖他少个果,呵呵,境界,这就是境界! 9/15/2006 歌曲的魅力很多歌曲,经久不息。不只是旋律好听,关键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若干年过去后,还会有壮士扼腕文人嗟叹,还会让后人遐想世事沧桑的时代。
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突然飘进了我的耳畔。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我是永远无法亲眼见证,但那豪迈无畏的气魄,却让人心驰神往。或许我们的祖辈父辈,便是在这样的一首首歌曲中满腔热血冲锋陷阵的。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而是“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这首歌。那个时候大概也不是很懂事,根本没有生离死别的感同身受,只是每当唱到这最动人的一句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眼睛里依稀有些许泪花。现在想想或许有点夸张,很多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是印象特别深刻,在那时的幼小心灵里,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也没有见到那个令人震撼的年代,只是感觉热血沸腾,眼前涌现出一幅苍凉的冰雪交加的战场上,战士们跃出战壕前凝想着当年和亲爱的妈妈吻别的片刻宁静和温馨的场面。
很多时候,人在关键时刻会豪情万丈,为了保卫自己最亲爱的人而奋不顾身全力一搏。而人最柔弱的神经,同时在对最亲爱的人的道别,很可能是永别的时候不经意间被深深的打动。 9/12/2006 希望的那片心若止水题目不合文法,如同相声中说的那“去医院镶个‘西班牙’”的无厘头,或者说星爷戏中的那个著名的“有间客栈”的客栈,可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贴切,或许本身我的心情就是烦乱不堪,抑或是只有这样的题目,才能表达出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莫名思绪。莫名,的确是莫名;烦乱,也的确很烦乱。 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是个如同阿喀琉斯一般豪气干云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很多时候又感觉自己卑微的如同雨天将至而不知何去何从的蚂蚁;烦躁,甚至狂躁不止的心,蠢蠢欲动着,可笑的是,却不知为何而动,于是摇摇头,抚平,甚至于商量的口气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奇怪而可怕的是,我无法透视它,或许在他面前,我只是个空洞的躯壳,任由他摆布而不能自已;或者说在茫茫世界之中,连它也只是个任由摆布而只能随波逐流的匆匆过客,那么我呢?无法想象,悲哀,悲哀!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以前总以为我是个大大咧咧,整日不知所云口不过心而丝毫不以为意,甚至以此而自鸣得意的人。或许英雄是不应该这样的,或许也不是,阿喀琉斯参与的特洛伊战争不过是为了一个女人,尽管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而曹操也会偶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儿女情长,抑或是有很多学究非要把这句诗牵扯到人才政治中来,中国人玩文学向来有一套无中生有的本事,实在让人佩服之至,而我却是向来不齿的,我也不是文人。 那现在的我又是在发什么神经呢?或许自己追求的,还是文人般的宁静与达然。现在这个社会,环望四周,或许能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便如同拥有一个自己的城堡与国土,要精心呵护自己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更要时刻警惕贪婪和邪恶的外来敌人的入侵,保卫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片纯净与洁白。这,还是宁静的么?那这又和外面纷扰争斗的世界有什么区别? 逃避?!这两个可怕的字眼,突然在眼前迸出,连自己都害怕,甚至胆战心惊了!不,英雄是不会逃避的,只能勇往直前,不能心生怯意,即便刀山火海,即便惊涛骇浪,只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我不敢自诩为英雄,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只是英雄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谁说英雄战斗的间隙不能有片刻的柔情与怡然?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不是机器,或许我真的累了。 不是刚放过假期么?或许,真的需要调整,不是身体,而是心态。心如止水的看待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淡泊宁静的冷眼有得有失福兮祸兮,静下心来去探索和发现属于自己的路,而不被世俗尘土蒙蔽了心灵而不知所踪。人世间的路有千万条,有险滩也有坦途,我们不能一条又一条不停的在试探,这样只能是不停地回到原地的尴尬,找到自己的路,找回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那座城堡,那片乐土,不管它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还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至少,它属于自己。 找回那片属于自己的心若止水。 9/8/2006 读博士与坐牢的惊人相似
9/6/2006 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多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当我们认真做一些我们所认为的琐碎而不屑一提的小事的时候,往往会被一开始手到擒来的那份盲目的自信害得手忙脚乱叫苦不迭,这正如很多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一样,有时候认为很多事情高不可攀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却往往会无心插柳柳成荫。
生活就是这样,不好说老天到底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其实心态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成功是因为他甚至于过于偏执的自信,而有些人成功则是因为把自己放到很低的姿态去拼搏;很多人成功是因为自己坚定的信念,有的人成功则是因为淡泊宁静的恬然。不好说那种心态最好,也不好说那种才是正确还是错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徘徊,在非此即彼的两极世界中迷茫甚至迷失自我。其实,事物的存在必有他本来的道理,是我们人为的把它归类了,有些归为正确类,有些则被打入错误类。很多时候,我们过于苛责于自己,非要使之正邪不两立,却是自己作茧自缚,而不能超然于物。
就领导力而言,有的人认为必须和下属保持距离,这样在批评他们的过错的时候才不会带有个人色彩,避免主观臆断;有的人则认为必须和下属搞好个人关系,这样有利于团队凝聚力的形成。事实是,这两个人都是在科研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都各自领导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谁说得有道理?
都有道理,都对!邓爷爷说得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我们的评价标准而言,结果才是重要的,至于手段,是次要问题,是可以灵活掌握便宜行事的。
回到心态上来,如领导一般,那种心态更好?其实人生和考试不同,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结果我宁可选择,都好,适合自己就好!
那么,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呢?什么又是适合我的呢?不知道。呵呵,搞得我好像丁肇中一样,不过,的确不知道。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这篇日记表达了一种什么思想?不知道,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接下来该写什么?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就结束吧…… 9/3/2006 希腊人倒在了自己的脚下 历时半个多月的第十五届男篮世锦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决赛也在今晚结束了,而欧洲冠军希腊队出人意料地倒在了没有了保罗.加索尔的西班牙人的脚下。
与其说希腊人倒在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我宁愿把它改为,希腊人自己倒在了自己的脚下。纵观全场,其实西班牙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得让人觉得强大得无法战胜,而希腊人却用一次又一次的紧张和失误送给了对手一份大礼。
看到中国队,尤其是美国队都倒在了希腊人面前,不由让人感慨欧洲篮球的强大,以及希腊人打球的那份悠然和自信,一群球油子,有什么好说的?美国NBA球员在国内威风八面,而在希腊人严密的攻防面前却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看到美国人一次次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和希腊队比拼三分的急躁,看到希腊队员落后的情况下处乱不惊和游刃有余的那份气定神闲,估计全世界的人民都认为希腊是世界冠军了,因为美国队是一根标尺,梦之队的称号是他们的骄傲,或许也是他们的尴尬和包袱,不过说美国队代表了一种美洲风格的一位篮坛宗师,相信没有人会质疑;更何况西班牙失去了他们最依赖的精神领袖——保罗.加索尔,似乎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希腊人又一次书写了神奇的神话!
事实是,希腊人打出了自世锦赛开幕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之战,而西班牙人打开了自世锦赛开始以来最酣畅淋漓的胜利之门!是什么原因呢?
想赢怕输导致心理失衡,紧张和焦躁以致技术变形,或许真的是关键时刻掉链子不属于中国队的专利啊,呵呵。
一直觉得,如果保罗.加索尔没有受伤,希腊会笑到最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增加了西班牙人的拼搏动力,而对手精神领袖的受伤更加重了希腊人不能失败的包袱,从气势上,或许希腊已经输了一半了。
没有一个真正的攻防核心,是希腊人的一大优势,它可以让对手的防守无从下手头痛难耐,可以让自己的进攻水银泻地四面开花,但是当真正的危难来临之际,却使得自己的进攻无所倚重,使得自身的防守七零八落,其实优点恰恰也是缺点,缺点恰恰又是优点。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8/31/2006 土耳其与突厥的关系要搞清楚土耳其与突厥的关系,却是件十分费劲的事情。 细细一回想,好像土耳其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关系似的,这也难怪,其时道不相同、相隔又远,遂至“老死不相往来”。由于我小时候对地图比较感兴趣,一天到晚没事就在那儿看地图,描地图,检索、标记什么的,很是自得其乐,这一来,就不免注意到,在亚洲的最西端有一个不小的半岛叫做“小亚细亚”,而那上面竟然有一个国家名叫“土耳其”,嘿嘿,真是好玩;进而又注意到,它居然在欧洲也有一部分领土,这就更了不起了。从此“土耳其”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奥斯曼帝国正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 忽然看到这样一句话:“六世纪时,中亚生活着突厥人”,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记得以前接触“突厥”这个词都是在中国历史书上看到的,在我印象中,突厥俨然已是中国的古代民族,怎么又会在世界历史中提到它呢?我继续看下去,原来那一段是为了讲清十字军东征的缘起,只因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被异教徒占领,西欧的骑士们就蠢蠢欲动了。所谓的异教徒,是指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当时占据近东一带的统治者,正是已皈依回教的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当时我看到这儿就迷惑了,明明是突厥人嘛,怎么又变成土耳其人了?忙看页尾的注释,才知道:“土耳其人”者,乃是“突厥人”的又一种音译也。至此始在“土耳其”和“突厥”之间加上了联系。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中国史书中,突厥是一个古代民族,是历史地产生又历史地消亡了的,它崛兴于六世纪,到八世纪已经衰亡,迟至十世纪之後,就基本上再也见不到有关突厥的任何记录了。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土之人才辗转得悉原来西亚亦有一老大帝国,似为古突厥遗裔,极盛时曾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兵锋直指维也纳城下,建都于东罗马帝国旧京君士坦丁堡,扼东西方交通之要道,黑海、红海皆为其内湖,诚堪与东亚之中华帝国相比美。但是知道得太晚了,那时已双双衰败,一为“西亚病夫”,一为“东亚病夫”,俱遭列强鱼肉矣。 从那以後,中国人才开始注意到,突厥原来并没有“突(然)绝(种)”,也没有完全被汉人或其它民族融合,而是还建得有自己的相当强大的国家的,这一来,突厥就不再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了,而是世界性的民族,并且它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甚至要超过早先的匈奴和後起的蒙古。 但是相对于“土耳其”来说,“突厥”的概念一直是含混不清的。 西方学者大多从语言的角度入手,把凡是说突厥诸族语言的人都归为古突厥人的後裔,因此将他们都叫做突厥人。帝国时代的土耳其人本来已几乎忘掉了自己的来源,因其历史完全被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所遮盖,若再往前追溯,就会扯到伊斯兰教史和穆哈默德身上。当时帝国的臣民只以自己是“奥斯曼人”为荣,丝毫没有“土耳其人”的概念(实际上,当时“土耳其人(突厥人)”是用来称呼帝国境内乡下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只是到共和国建立之後,为了弘扬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普通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才开始注意研究突厥民族在前奥斯曼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较多的主观色彩,结果之一是,土耳其人开始以古突厥人的正统苗裔自居,遂把公元五五二年土门可汗建立突厥汗国作为其开国之时,并在公元一九五二年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纪念“突厥建国一千四百周年”。 突厥概念的滥用极易导致“泛突厥主义”,这令所有存在突厥语少数民族的国家都极为警惕和头痛。伊朗是为一例,伊兰和土兰的斗争从古到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眼下东北的土库曼斯坦和西北的阿塞拜疆斯坦更是潜在的分裂主义因素(顺便提一句,代伊和巴盖里都是突厥人,想来在伊朗队中的日子不会好受的,他们垂青德甲或许与此有关;据说在德国有二百万土耳其人)。中国也不例外。 新疆又被叫做“东突厥斯坦”,显然与突厥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古突厥人兴起的摇篮“金山”之南就在彼处,那更是泛突厥主义者必欲得之而後快之地。因此,国内的学者大多将“突厥”严格地限定为历史上的古族,着重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定义,而不是从易于改变的语言。 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六世纪中叶勃兴的突厥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游牧政权共同体,其统治者是阿史那部族,又称蓝突厥。阿史那氏来源不明,但从其名称、相关词汇和种族特征来推测,可能来自中亚的古老游牧民族塞人(Saka)。塞人是欧罗巴-高加索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就游牧于从黑海到河中之间的广大地域。波斯帝国的建立过程便包含了对塞人的征战(居鲁士大帝的人头曾经被马萨盖塔女王提着浸泡在盛满了鲜血的皮囊中,马萨盖塔就是塞人的一个部落)。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迅速崛起,亚历山大东征摧毁了波斯帝国,并一直打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印度河流域,这就引起了一些塞人部落的迁移,推测阿史那部即是在此时东迁到了漠北。 那时候匈奴尚未兴起,漠北的主体民族是丁零(Dil),即早先称作狄,後来称作敕勒、铁勒的诸族。阿史那部到此後,不可避免会和周围部落发生交流,遂有一支铁勒部落渐渐阿史那化,与阿史那部互为婚姻,被称作阿史德(即“阿史那-铁勒”的简译)部,後世突厥汗国的后族多出自阿史德氏(突厥汗国可汗的正妻称为可贺敦,地位近似于匈奴单于的阏氏)。阿史那部本身也发生了铁勒化,例如将铁勒民族的图腾狼作为氏族标志而放弃了塞人原有的图腾,又如接受了铁勒民族以黑色(Kara)为最尊的习俗等等。这样就以塞人阿史那氏为统治氏族,融合部分铁勒部落,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 匈奴在漠北的统治崩溃後,塞外民族纷纷南下,阿史那部也于此时到了中原,几经辗转,托庇于西北的赫连夏处,後又被迫向西投奔沮渠凉;拓跋魏平夏灭凉,一统黄河流域,阿史那部只得再度西迁。其时在西域有铁勒的一支副伏罗部反抗柔然的统治,建立了高车国,阿史那部遂在高车国东北的金山(地与柔然边境相接)安顿下来。 再往後,史书中就赫然出现了“突厥”的字样。 以阿史那为核心的突厥人击败了准备前去攻打柔然的高车人五万馀落,收降了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击灭了雄踞漠北百馀年的柔然汗国,于是,在公元五五二年,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突厥汗国成立了。 突厥汗国的被统治民族,大部分来源于丁零-铁勒诸部,较早放弃原部落名而采用“突厥”称号的,被称作黑突厥,也叫异姓突厥,又称九姓乌古斯;还有许多铁勒部落,虽然被迫接受突厥的统治,但始终不肯放弃自己原有的部落名,或不断反抗,或降叛无常,如回纥、黠戛斯,即今维吾尔、吉尔吉斯之祖先,他们也被归入广义的突厥名下。 那么所谓的突厥语族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突厥汗国的主体成员大都是铁勒部落,因此语言自然是以铁勒语为主,虽然其统治者阿史那氏之祖源可能是塞人,但经过几百年的铁勒化,语言早已同化,原有的塞语大都湮灭,只残留下个别的事物名称可以在印欧语中找到对应词,这样一来,所谓的突厥语,真正的名称应该是铁勒语,只是名从主人,既然统治者自称突厥,那整个部族的语言自然就以“突厥语”的名称流传开去了。顺便指出,匈奴语之所以接近突厥语,实是因为匈奴汗国的广大被统治部落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说丁零-铁勒语的缘故。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弄清土耳其和突厥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历史上有些民族,人数并不少,生命力也很顽强,可就是天生不幸,在很长的时间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比如斯拉夫民族,连名字都是“奴隶”的意思(当然,後来一旦翻身,便牛气冲天,如俄罗斯)。而铁勒民族则可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先是被匈奴统治,匈奴走後来了鲜卑,接着又是柔然;好不容易揭竿而起建了个高车国,正要去与柔然决一死战,却冷不防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立时中了阿史那氏的暗算,这一来倒好,连族名、语言名全都变成“突厥”了;未几太宗攻灭东西突厥,转眼间铁勒诸族又成了大唐的臣民。直到第二突厥汗国崩溃之後,铁勒才终于摆脱了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持久的、独立的、强大的国家,这就是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的统治核心回纥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突厥的反抗,也从没有接受突厥的称号,它不属于异姓突厥,而是九姓铁勒之一。而公元八四零年後取代回纥短暂统治漠北的黠戛斯,和铁勒、突厥的关系就更远了,不过在遥远的古代,坚昆和丁零却是兄弟部族(有神话传说可资参证),这也可解释为何今天的吉尔吉斯语被划入突厥语族。 现今中亚从黑海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带曾是西突厥汗国的辖地,西突厥汗国虽然灭亡了,但广大的部落人民仍然以突厥人的名号留在原地渐渐将这一地区突厥化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异姓突厥还是非异姓突厥,只因曾受过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语言风俗文化又相类似,从而就都被波斯、阿拉伯和西方人一律叫做突厥人。突厥人既然内部组成那么复杂,外人不易分清也是很自然的,况且究竟什么是突厥人外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只是,有些非异姓突厥後来硬要自认是突厥的正统嫡传而要凌驾于别人之上,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十世纪对于突厥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突厥人信仰了伊斯兰教,但那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动,而且多是被迫的。从十世纪起,突厥化的中亚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众多的突厥部族在酋长的率领下纷纷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从西边带来的,突厥的伊斯兰化就意味着在东方屡受重创的突厥人将要把目光进一步投向西方。这一次滚滚西去的是有着先进宗教信仰的草原游牧民族,它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其深刻和持久的程度都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业绩所不及的。 公元八世纪中叶,几乎是在同时,漠北和西域的蓝突厥政权都遭到毁灭性打击,阿史那氏就此绝统,与之相应的是黑突厥(异姓突厥)的崛起,从此突厥民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极盛时期的突厥曾经征服了契丹和奚各部落,但其在漠北的统治崩溃後,即渐渐西迁,终于完全撤出了蒙古高原;而契丹竟在後来反客为主,不但将突厥的势力逐出漠北,而且甚至征服了突厥斯坦的西域,进而把整个北中国都纳入其统治之下。契丹的崛起标志着东胡-通古斯系统诸族的重新觉醒,这对中原以南的以汉人为主的各族人民来说,不是喜,而是忧,先前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後来的历史将以更大的代价来证明这一点。纵观中国历史,夷夏之争虽则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对华夏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而如果把北方古代诸族大致分为西边的匈奴-突厥和东边的东胡-通古斯两大系统的话,那么东胡-通古斯系统的威胁显然要更大。首先,彻底灭亡中国的两大非汉族王朝--元和清的统治者正是来自东胡-通古斯;其次,征服了北方大半个中国的两大非汉族王朝--辽和金的统治者也是来自东胡-通古斯;最後,第一个统治整个中国北部的非汉族王朝--北魏,更是由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而匈奴和突厥真可谓生不逢时,偏偏遇上汉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秦汉时代和隋唐时代,虽然他们屡屡南犯,却始终突破不了坚固的长城防线,随即自身分裂,一部分南下附汉,一部分不肯屈服的最终只得西迁,西迁,再西迁! 突厥把漠北让给了东方的新兴部族,这就替後来漠北的蒙古化埋下了伏笔。金山是突厥的发祥地,中亚的突厥化相当彻底地进行着。花拉子模(康居)、索格底安那(粟特)、巴克特里亚(大夏)和费尔干纳(大宛)都渐渐地充满了说突厥语的人们,而原先的土著--说东伊朗诸语的人们,却不得不退却,或者留在原地被同化,或者避入山中--成了後来的塔吉克人的祖先(今天在中亚塔吉克人反倒是少数民族了)。经过分化组合,突厥的部众愈发繁复,而在接受了伊斯兰教之後,其面目更是焕然一新。远在突厥兴起之前,铁勒诸族就分布极广,最西直到黑海以北,现在突厥则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远的西方推进。 在里海东岸,游牧着突厥乌古斯部,乌古斯音与回纥相近,源出于九姓铁勒,後成为异姓突厥的一部。乌古斯人尚武好斗,民风凶悍,其伊斯兰化的程度并不很深,仅有一小部分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大部分仍过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还有一些乌古斯人则是把信奉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获利的工具或谋生的手段。十世纪的时候,乌古斯人的一个部落在酋长塞尔柱(Seljuk)的率领下向西迁移,他们横穿伊朗,途经两河流域,直到亚洲的最西端小亚细亚,所过之处,望风披靡,遂在西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塞尔柱帝国。留在中亚的乌古斯人因所居之处较为偏僻,面山背海,与周围的部族交往甚少,遂被称作土库曼(Turkmen), 意为血统纯正的突厥人。这些土库曼人得知他们的同胞在西方的业绩後,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进发,塞尔柱帝国也大量征招他们前去拓地,于是成千上万的土库曼人涌入西亚、小亚,以“加齐”(自由游牧武士)的身份四处征讨,建立了许许多多突厥人的小苏丹国,渐渐地将塞尔柱帝国几乎要架空了。这时候东方传来了蒙古人的铁蹄声。。。。。。 蒙古的崛起对突厥并无有重大的影响,而同土耳其更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当着中亚霸主花剌子模正与新兴的蒙古相对抗时,成吉思汗命诸子分兵合剿,术赤攻其西北,拖雷攻其西南。公元一二二一年,拖雷率部攻陷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纵兵大掠,在马鲁附近游牧的一支乌古斯部落迫於其锋,且受北部钦察部落的压力已久,便在酋长苏力曼(Solyman)的率领下举部西迁。他们先走到亚美尼亚,游牧在埃尔斯伦(Erzerum)一带,後乘蒙古潮退,欲返回中亚旧地,不幸苏力曼半途溺毙,於是部落四散:一路原路迁回中亚;一路就地分居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路则在苏力曼之子埃尔多格拉耳(Ertoghrul)指挥下,复向亚美尼亚方向进发。西迁的这一路人走到小亚细亚,在一次偶遇中打败了一小队蒙古骑兵,凑巧解救了塞尔柱王的危难,加上同出於乌古斯部落的缘故,於是塞尔柱王阿拉丁(Aladdin)将塞伽特(Sugut)之地封给埃尔多格拉耳。正是这一小块地,奠定了整个奥斯曼帝国以至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础。 公元一二五八年,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攻占巴格达,末代哈里发随着六百馀年的阿拉伯帝国一起灭亡。也就是在这一年,小小塞伽特的王子出世了,埃尔多格拉耳皈依伊斯兰教已久,便以教主之婿、四大哈里发之第三的奥斯曼来命名这位未来王国的继承人。殊不知这竟成了日後纵横天下六百馀年、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的称号。一死一生,巧合与机缘,历史实是很有意思。 公元一二八八年,埃尔多格拉耳去世,其子奥斯曼继位,开始经略小亚细亚。当时的情形颇类似於周室衰微之战国後期,弱肉强食,纷争不断,而塞伽特之劲头尤甚於虎狼之秦国。一三零零年,塞尔柱王统中绝,奥斯曼即代之而起,拥尊号曰苏丹(sultan),奥斯曼土耳其就此开国。 从前所述可见,土耳其与突厥确实存在一些继承关系,尽管这个范围相当有限。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的继承,这也是我所非常惊叹的。本来,小亚细亚历经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滋养,其发展程度已相当之高,虽武力不足,文治仍有很大的馀蕴。按常理,征服者总是易被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者渐渐同化,如鲜卑人,如法兰克人,如保加利亚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源源不断来到小亚细亚的乌古斯突厥人的生命力却是异常旺盛,不但没有被土著同化,反而同化了大部分土著,竟变成了真正的主人,却还依旧说着那从中亚细亚带来的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除了突厥人本身的原因以外,也还有另一些客观方面的因素,比如伊斯兰教的作用,又比如当时拜占庭文化的衰微,又比如当时小亚细亚种族混杂、缺乏主体(希腊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等),这些都给突厥人提供了机会。 至於历史的传统,则微乎其微。早在乌古斯时代,突厥在漠北、西域建国的历史就几乎已经被遗忘了,乌古思人也始终缺乏突厥人曾经有过的统一政治结构的传统。到奥斯曼土耳其时代,遂更将伊斯兰教的历史当作其本身的历史,并俨然以伊斯兰教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完全忘却自己的祖先从前在东方的辉煌了。至於重申这一传统,则是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後的事,对此前文已有提及。 文化的传统,也继承得极少,因为乌古斯人那时的文化程度实在是很低。土耳其的文化,一方面来自伊斯兰教,一方面来自欧洲,同时自己也创造了不少。现在可以找到的来自中亚故乡的记忆,仅仅保留在少数谚语及民歌中,并且主要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内陆山区。我知道有一首土耳其民歌就和一首哈萨克民歌的风格很相像。 如果拿一个典型的古突厥武士和一个普通的现代土耳其人来作外表上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极大的不同。可以说,在人种上土耳其和突厥几乎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现代土耳其人虽然说着从中亚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土耳其语,但他们的主体却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这是长期混血的结果。由於小亚细亚土著的数量远大於後来的突厥人,因此几百年後,尽管他们已放弃了原先的语言和宗教信仰,然而却在种族上改变了整个土耳其人的血统。从电视和杂志上来看,大多数土耳其人在长相上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偶尔也会遇到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土耳其人,如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阿吉兹.涅辛,就曾被路人当作“中国人”围观过,这时我们就可以推测他的根很可能在中亚,说不定是古突厥人的纯正後裔呢!不过这种情况真是太少了。最後再闲扯一句,伊朗足球队前中场主力阿齐兹长得也很像中国人(特别地,有点像成龙,呵呵),我怀疑他是否也和“突厥蛮”有什么干系呢? 8/29/2006 听说阎王爷被开除出太阳系了??我靠 咋整的啊~~~这么不小心 到底啥原因啊? 搞冥独? 曲线救星? 去太阳化运动? 身在太营心在银? 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 ……………………………… ………………………………还是归根结底,星微言轻没分量?? 一句话 大伙愤然呐~~~强烈抗议天文界强奸少数的伪民主!! 8/24/2006 中国爷们儿,终于昂起了你高贵的头!三分绝杀,王仕鹏,一个英雄诞生了! 尽管全场形同梦游,尽管全场只得到了三分,但是这三分的确价值连城,或许这就是英雄,宝剑出鞘便要一剑封喉。 中国男儿的血性,在这一刻喷薄迸发;中国男儿的志气,在这一刻彰显无遗;中国男儿的韧性,在这一刻明晰凸现;中国男儿的勇气,在这一刻铭记史册。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许成了中国男篮的传统,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战胜了世界冠军塞黑队,把中国队从失败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一刻,又是在一场身处绝境的比赛中,面对整体实力高出中国队一截的欧洲球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从而赢得了胜利! 昂起头,我们是汉子,挺起胸,我们是爷们儿,中国爷们儿! 顺风顺水的时候,或许难以区分爷们儿和脓包,但是只有在压力面前,顶住而前行,才是真正的强者。记得陈毅元帅的一句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两强相遇,勇者胜! 套用前阵子世界杯的一段名言结束本篇日记: 三分!三分!三分!王仕鹏立功了,王仕鹏立功了!不给斯洛文尼亚队任何的机会。伟大的中国前锋!他继承了中国前锋的光荣的传统。匡鲁彬、郭永林、胡卫东、郑武在这一刻灵魂附体,王仕鹏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篮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作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8/23/2006 看球有感今天看球,真是百感交集啊! 首先热烈祝贺中国男篮赢了酣畅淋漓的一仗!尽管过程有点让人紧张,尽管过程远没有最后比分那么乐观,尽管塞内加尔是人见人欺的弱旅,可是不管如何,还是很让人振奋的,不论是明致组合,还是一直让人很放心的王士鹏,就连一向让我很鄙视的自称打球像特里的刘玮也让人眼前一亮,希望下一场能够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斯洛文尼亚,争取晋级下一轮! 今天晚上还看了中央五直播的欧洲冠军希腊队和南美冠军巴西队的一场比赛,比赛真的是非常好看,只是主持人甄诚让人哭笑不得,换言之,我觉得完全是噪音污染。 欧洲冠军希腊队真的让人觉得强大的无可奈何,秉承欧洲人一贯的纪律严明和处乱不惊,进攻时组织有序,传球、跑动,非常有耐心,有机会就决不放过,让人联想起中世纪欧洲的战斗方阵,让人觉得窒息般难以战胜。即便是到了巴西追平甚至反超的时候,仍然没有自乱阵脚,而是继续组织进攻,仍然的攻防有序,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南美冠军巴西队则向我们展示了南美人的奔放和热情。巴西以突破见长,速度如匕首似投枪,风驰电掣,有状态的时候杂耍般怎么打怎么有,没状态的时候就被人打得没脾气,尤其是上半场甚至前三节,被希腊队打得最多落后20多分,巴西队员就像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游牧民族,而希腊则是传统欧洲的重装方阵,论单兵作战肯定巴西强,论团队作战则巴西处于绝对劣势。当然,如果换作美国队则另当别论,因为美国队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巴西更强,两种战法相生相克的时候,就看谁更强一些。 再就是我很生气的地方,就是领教了甄诚的垃圾水平,好像根本不懂球,好像连常识都不懂,不只是对篮球,还包括科学常识。比如说,他说起运动员冲起来的时候很难停下以致撞倒了防守队员,说两个人就看谁的重力加速度大了,你说说,都在同一块场地上,又不是一个在南北极和一个在赤道,难道地球的重力加速度会不一样?傻鸟! 还有,大家都在看直播,队员的动作如何,大家都有眼睛,也不用你在演播室故作文采的乱侃一气,貌似文采飞扬妙语连珠,岂不知让观众听了相当恶心,观众想听的是战术,你看苏群、徐济成和张卫平的解说就非常好,观众不需要你一刻不停的在耳边聒噪,请记住,你是在电视台解说,而不是在收音机电台解说!尽管你可能自我感觉自己很出彩,其实恰恰相反,你喧宾夺主了,让人觉得很反感。 甄诚的解说让我又想起了今天上政治课上看的《大家》栏目的采访总设计师,工程院院士戚发轫,感觉主持人水平真垃圾。像这种访谈节目,观众想知道的是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家的语言,科学家的气质,而不是主持人自作聪明的胡诌八侃,主持人的任务只是通过简单提问串联起科学家自己的讲述即可。而美女主持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自己说的都快有三分之一了,而且还问一些科学家无法回答的政治问题,戚院士只能说无法回答,而且连着好几个问题都是这样,让人觉得好扫兴。认不清自己的位置,从而导致让别人觉得素质低下。 8/21/2006 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 演讲人简介:陈炎,男,1957年11月22日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副校长。发表论文逾百篇,出版《积淀与突破》、《文明与文化》、《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目前正在从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设计及软件开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释、道的生态观与审美观”等研究工作。
“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这个题目充分说明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守规矩”。(笑声)我是搞美学的,而这个题目却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几乎涉及到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
大家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并使得中西文化的比较成为一种“显学”。这种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元素的比较,如某个文化元素西方有,我们有没有?原因何在?二是思潮的比较,如中国与西方有哪些相同或相异的文化思潮,其背后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今天我要做的,既不是元素的比较,也不是思潮的比较,而是一种结构性比较,是想从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入手,来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在“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借此向大家请教。
说儒家、道家支撑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结构,这应该是没有太大异议的。而在西方,没有儒、道两家,我找来找去,在早期希腊文化中找到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并认为这两种神灵崇拜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具有结构性意义。
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可能比阿波罗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崇拜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与留恋。据考证,参加狄俄尼索斯游行队伍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她们在特定的时候身披兽皮、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在这个活动的高潮,不仅会出现狂欢酗酒、裸体游行之类的行为,而且还有生吞活剥鹿、牛等残忍的举动。
古希腊是文明的家园,令人心向往之。为什么偏偏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非礼无法的行为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大哲学家罗素曾有过一番推测,他说: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对于他们,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在那个进化得很快的男权社会里,希腊城邦中受压抑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保障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据说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宗教很快在希腊平民中,尤其是妇女中流行了起来,这种宗教就是狄俄尼索斯崇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祭祀活动有点类似于所谓的“宣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不断摄取物质能量,物质能量转化为生理能量,生理能量转化为心理能量,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总是受压抑,就会出问题,比如患精神病之类。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具有反文明色彩的信仰活动又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在希腊后期,尤其是进入罗马时代以后,终于出现了官方对狄俄尼索斯崇拜
的禁令。
狄俄尼索斯崇拜虽然被压制了,但是心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宗教,即阿波罗崇拜。和放荡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说,阿波罗有一种特殊的超出我们凡人之上的智慧,他可以预测人们的未来。看过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的人们都知道,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Delphicoracle),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以说,阿波罗的崇拜方式与狄俄尼索斯完全不同,它用理性的“升华”取代了感性的“宣泄”。
“升华”这个概念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接受而得不到直接“宣泄”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即将其“升华”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在座的男士,如果喜欢上某个女孩,却又追求不到她,怎么办呢?那就像但丁一样,去写本小说吧。
如此看来,日神和酒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情绪。叶秀山先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这两种相反的心理驱动预示着西方人的“民族心理结构”在古希腊出现了分裂:一个极端是理性,一个极端是感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酒神和日神崇拜,但是我们有道家和儒家信仰。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也与母系文化之间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师父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什么要去追忆和留恋母系社会呢?显然是出于对父系社会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所以,就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反对礼法对人
的约束与控制,主张回到无知、无欲、无我的原始状态。究其原因,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
但是,和那些酒神崇拜者不同的是,道家对文明的反抗却没有走向一种纵欲主义的极端。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而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通过生吞活剥牲畜等行为,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简言之,道家是有感性追求的,但却不像酒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相反,同日神崇拜一样,中国的儒家则有着维护既有文明的男权主义的倾向。如果说日神崇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纵欲妄为的酒神行为;那么儒家信仰的出现,则是为了反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它们所维护的,是一种具有等级制度的男权文化。所以,同主张“牝常以静胜牡”的老子不同,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儒家也同日神崇拜一样,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形而上倾向。所以孔子才会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
但是,与日神崇拜不同的是,原始儒学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儒家只是要把人的感性生命提升到一个社会的理性人的水平,把人的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过程之中;而不像阿波罗的崇拜者那样,去涉足神秘的彼岸世界。所以,孔子不去研究“怪、力、乱、神”等超验主宰,而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简言之,儒家是有理想追求的,但却不像日神那样极端、那样过分。
与“民族心理结构”相对应,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感性和理性的两极化倾向,在感性的方面,是体育;在理性的方面,是科学。
无论是在文化结构中,还是在文化观念上,“体育”在中国与西方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你问中国人为什么进行体育活动?他可能会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也可能会说是为国争光。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说到底,体育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量人的感性能力的东西,无论危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
谁都知道,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点燃圣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点燃圣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中,一些手持火炬的运动员从起跑线跑到宙斯神庙前的祭坛前,谁跑得最快,谁就有权点燃祭坛上的圣火。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在古希腊的宗教观念中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它可以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不占用任何时间;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必然要占一部分时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占用时间最短的人就是最接近神的人,他同时也代表了人在这个向度上肉体能力的极限。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才能够理解西方人的体育精神,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拳王、一个球星、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西方人眼里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今天如果我们去欧洲,可以看到三种椭圆形的建筑。第一种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或维罗那等地的古罗马的建筑残骸。这是人和人、人和野兽搏斗的“竞技场”:场内的奴隶在厮杀,看台上的贵族在狂叫,这无异于一场变相的酒神仪式,一种被限定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狄俄尼索斯表演……
在今天的南欧,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椭圆型建筑,那是人与牛搏斗的地方,叫做斗牛场。我们或许还记得,早在狄俄尼索斯的游行活动中,就有生吞活剥鹿和牛的行为。在这里,这一细节被进一步扩大化、仪式化了。通过一番表演和搏斗,勇敢的斗牛士在观众面前将猛牛活活刺死,看台上的人们在欢呼呐喊,同样进入了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
最后,在欧洲,乃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第三种椭圆形建筑便是足球场了。(笑声)为什么足球运动是人类第一大体育运动?在我看来,并不像电视上那些侃球“专家”们所说的那样,由于足球是一种艺术,而是因为足球是一种最剧烈、最具有生命勃发力的运动。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最具有狄俄尼索斯色彩的运动。毫无疑问,足球运动员当然需要有高超的技巧,但是在其竭尽全力、临门一脚的瞬间,他的技巧已内化为生命。他不是凭着技巧去踢球,而是凭着本能去踢球的,从而进入了一种感性生命的癫狂状态!与此同时,看台上的球迷们也随之而陷入了酒神式的狂喜……惟其如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电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真正的球迷们不在家里从从容容地欣赏那些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重放镜头,而偏要挤到人山人海的球场去“观看”比赛了。
在理性方面,西方人的科学活动则与阿波罗崇拜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即设定“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直线”和“只有位置而没有面积的点”的概念。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显然,当年的毕达格拉斯不可能预想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会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但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这便是科学的意义所在。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说道: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
与阿波罗精神相比,儒家讲究“经世致用”,而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倾向,在客观上限制了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和纯粹科学的动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拙,但是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报告作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说西方文化处处优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了?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一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
我这么说也许会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质疑:在历史上,西方人不是也曾留下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工艺成果吗?怎么能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呢?其实,我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首先是指其精神追求上的偏颇。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大家知道,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西方人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们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忘记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是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反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于是我们许多学者也跟着说巴尔扎克如何如何伟大。然而在我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统计学和经济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有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喜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但丁的《神曲》,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反正我不喜欢!\(掌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都很深刻呀,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懂!然而在我看来,懂不懂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喜欢不喜欢才是一个美学问题。《红楼梦》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然而曹雪芹却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在作品中探讨什么“生存呀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笑声)用艺术来承担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的任务,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正是它的短处。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源自阿波罗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西方的古典艺术;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一种源自狄俄尼索斯的感性因素又乘机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电视,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好莱坞式的“大片”。那些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东西,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的感官、满足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那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在学着西方搞摇滚乐,演员在台上滚,观众在台下摇,一场音乐会下来常常会跺坏上百把椅子。这哪里是在欣赏艺术,分明是在举行狄俄尼索斯集会!(掌声)
总之,由于感性和理性分裂得比较彻底,使得西方艺术家不是过分地偏向于理性,把艺术等同于科学;就是过分偏向于感性,使艺术接近于体育;很难将二者浑然一体地统一起来。
与西方不同,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天生就是艺术家。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和艺术态度,使我们古代的艺术家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模仿自然,而是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的《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它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草坪,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和草坪,然而如若将它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具有“天才”!(掌声)
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里,我们的古人不仅留下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极有价值的、至今未被西方人体会和感受到的文化成果,而且那些非诗的文化产品,也往往具有诗的价值和韵味——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正好相反,司马迁却使一部史书具有了“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与西方泛科学、泛体育的文化现象刚好相反;直至今天,中国的文化中还有着一种泛艺术的美学倾向。刚才我们说过,在一些对抗性很强的体育项目上,我们与西方尚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那些具有艺术成分的体育项目中,我们却又常常具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比如体操、跳水、乒乓球等等。这些运动不是单纯的感性拼搏和肉体对抗,而是感性之中有理性,力量之中有技巧。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拳击和中国的武术,中国的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还要“花拳绣腿”,打得漂亮。漂亮是什么概念,是美学概念。(笑声)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体育项目是太极拳,这项运动西方人玩不了,勉强比划几下,也常常是形似而神不似。因为说到底,这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肌肉和骨骼的活动,而且包括精神的运动、情感的运动、心灵的运动,是感性和理性的协调运动!(掌声)同艺术一样,工艺也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文化形态,因而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特长。历史上,我们的前人不仅留下了仰韶的彩陶、龙山的黑陶、良渚的玉器、商代的青铜、汉代的漆器、唐代彩陶、宋代的彩塑、元代的青花瓷、明代的景泰蓝、清代的鼻烟壶这些质地精美、做工精湛的工艺制品,而且还以“四大发明”闻名于世。正像许多科学史家所反复陈述的那样,大约在14世纪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而传到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尽管“四大发明”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工艺技术,但却对人类的物质文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纯粹的理论科学相比,具有感性色彩的工艺技术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辉煌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讲,只靠工艺而不靠科学,人类的物质生产又难以实现质的飞跃,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作为科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我曾粗略统计过1901年至1985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奖人名单,其中美国75人次、英国43人次、德国37人次、法国13人次、苏联8人次、瑞典8人次、日本4人次、中国2人次……而作为工艺技术的具体体现,我也曾经查阅过美国1993年专利排行榜中前十名的企业,其中IBM公司1085项、东芝公司1040项、佳能公司1038项、柯达公司1007项、G.E公司932项、三菱电机公司926项、日立公司912项、摩托罗拉公司729项、松下电器公司713项、富士胶卷公司632项……前一组数字再一次说明中国、乃至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理论科学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后一组数据则充分显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如果说,科学理论与工艺技术是驱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只不可或缺的轮子;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则无疑会使这两只轮子充满活力。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不想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一个孰优孰劣的简单评判,而是要弄明白,在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哪些成分是好的,需要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向人家学习;哪些地方是不好的,用不着我们邯郸学步式地跟在人家背后东施效颦。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哪些部分是强项,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发扬光大;哪些地方是弱项,需要我们洗心革面、急起直追。对于相当复杂的文化问题而言,这种结构性的比较是简单的、笼统的、挂一漏万的,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诸位的批评指正。 8/20/2006 中国爷们儿,雄起一把吧!最近总感觉不顺当,或许是心理在作怪吧。 好长时间没有更新日志了,不是不想,而是我的IE总是不能添加新日志了?!我还以为是改版后造成的呢,然后就一直在等啊等啊等,后来才发现别人的都更新了好多了,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事,自己还在咒骂别人,或许是我太武断了吧,出了事情是不是首先应该内自省,然后才是怨天尤人呢? 中国男篮在世锦赛的第一场比赛,昨天输得挺可惜。不知道怎么了,中国男人什么时候能雄起一把啊?别跟我说乒乓球,第一,玩的国家不多,竞争对手太弱;第二,没有对抗性;第三,没有力量性,比如网球,也没有对抗,但是需要力量,需要彰显男人的气魄,而这恰恰是乒乓所不具备的。其实我个人而言也是比较喜欢乒乓的,平时也常玩,总觉得不登大雅之堂。 本来以为中国男篮可以扛起中国男人的大旗,第一,我们有姚明;第二,我们有明致组合,辅以准NBA的阿联,还有ABA全明星孙悦;第三,中国男篮最近的成绩都还说得过去,怎么说也是世界前12的队伍,偶尔进前八,在亚洲和其他队伍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第四,CBA联赛虽然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联赛环境还比较好,没听说有什么球霸啊,黑哨之类的让人恶心的事情。 或许后面还有机会,权且再相信男篮一回。不过刘炜我看干脆回家算了,我觉得只要是他老人家在镜头上,要么就是犯规,要么就是丢球被抢断,要么就是投篮不中,自己还好意思说和姚明配合默契,配合默契不等于认识时间长短,怎么没见他传给姚明几个好球?他和孙悦差的不是一个两个的档次,垃圾一个;还有陈江华,或许是太年轻吧,我们应该给他机会,不过也不要揠苗助长,这样的大赛在垃圾时间让他上场感受一下气氛对他的成长还是有利的,至于关键时间,我觉得让他挑大梁也有点对这个孩子勉为其难,毕竟连水平很菜的CBA都没有打过,有天赋还没有经验,失误多了对他本人的自信心的培养等都不好,弄不好会毁了这个小天才的。 至于男足,干脆解散算了,中国别搞足球了,搞不好了,要不50年以后再说也行。我看也就休克疗法能救男足了,其他的什么都白搭,病入膏肓了,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8/9/2006 留给我老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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